我看着红肿的手，失神的问她：“妈妈，我明明没偷东西，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我认？”

母亲哭得泣不成声，却说这是我们家的错。

我不懂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去争辩。

没等伤势完全恢复。

父母就匆促给我办了出院，送我回了小学上课。

我开始不大明白为什么。

直到沈怡出现在在我的班级里，我才明白了原因。

她笑眯眯的看着我，眼底带着恶劣：“堂姐，以后我们就是同班同学了，请多关照哦。”

“毕竟啊，是大伯为了方便你照顾我，才把我转到你们学校来了。”

“虽然你偷了我的发卡，但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”

当着同学们和孩子家长的面，她再度造谣我是小偷。

我脸色一变：“我说过了，我没偷你的发卡！”

“你没偷手怎么会被我爸爸打成这样。”

“你偷了就偷了，我又没怪你。”

她只凭三言两语，改变了同学、老师和家长对我的看法。

从此，我再没了朋友。

这之后，沈怡不论是饿了、渴了、成绩不理想了。

统统都变成了我的错。

叔叔每次都会借口让我认错为由，给了我诸多惩罚。

我曾被吊起来用带倒刺的竹条，打得浑身失血差点休克。

冬天被扔进雪天罚跪，差点双腿残疾。

连上桌吃饭的时候，我都怕会有人随时抽我耳光。

沈怡将这些恐怖的日常从叔叔家带到了学校。

年幼的孩子们跟着沈怡以欺负我为乐。

我好像真成了他们口中所说的那条，随叫随到的狗。

我也，好像生病了。